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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66利来平台甘肃新闻事业先驱:“宇一先生”王定元的职业认同及

2019-03-28 14:17

  王定元,字宇一,甘肃靖远人。1927年从北平中国大学毕业后,王定元返回甘肃,参加了冯玉祥部队,并在甘肃政界任职。王定元是民国时期甘肃新闻事业中最有影响的一位“报人”,w66利来平台他先在《新陇日报》任主编、主持笔政,其后又负责创办《甘肃民国日报》,并担任编辑主任之职,“全力执着于报业,识卓志坚,勤恳耕耘”,增辟《星》《自由之花》《党星》《妇女》《微风》等副刊,针砭时弊,弘扬新风。王定元为甘肃新闻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富有建设性和开创性的贡献,开创了西北新闻事业的荒原,被誉为甘肃报人中的“无名英雄”。

  纵览整个甘肃新闻史研究领域,仅有的研究成果多停留在对甘肃新闻事业发展变革的梳理上,对报人的研究“却始终是个薄弱环节”。目前尚没有对王定元进行专门研究的学术论文和研究著作,作为“陇上新闻事业先驱”的王定元只停留在一些介绍性和概括性的回忆类文章中,且这些文章大多呈现的是其生平经历、办报活动。因而难以感受到民国时期王定元对办报职业的认同情况以及作为新闻事业先驱者所特有的心灵世界。

  人是历史活动的主体,是历史之所以散发无穷魅力和常使人仰天长啸或低头沉思之处,一切历史研究的旨归都在于人。历史学要实现对社会的深描,就不能单单停留在对事件的分析上,还必须倚助于对行为主体的理解。针对新闻史人物研究缺乏职业心灵探析的研究现状,兰州大学著名教授樊亚平提出“职业认同”的概念,通过对新闻史人物职业动机、情感、态度、认知、身份等认同要素的考察,呈现其从业过程中的动机、追求、情感甚或苦衷,以还原历史情景,展示历史研究的丰富性。

  那么,作为“陇上新闻事业先驱”的王定元对其办报职业究竟有没有认同?认同程度如何?其对办报这一职业的态度与投入、情感和忠诚度处于什么状态?本文将试图对这些问题进行探析。

  职业情感、忠诚度与职业认同有着很大程度的关联,是判别认同与否及其程度的最直接和最显在因素。在职业情感范畴中,对所从事职业的投入程度,是鞠躬尽瘁、尽职尽责,还是得过且过、尸位素餐,都能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出从业者的职业情感和职业认同的真实状态。因此,笔者以为考察王定元的职业认同情况可以从其在办报过程中所显现出的投入程度进行研究分析。

  《甘肃民国日报》由20世纪30年代甘肃要员曾三省提议创办,骆力学、曾三省等二人负责筹备,骆决定以其所属科长王定元负责办报,但又忸怩作态,挽曾三省出面去劝王出仕。骆又别出花招,只给王以编辑主任之职,社长仍有曾三省兼任。由此可知,王定元涉入办报这一职业并非主动而为,而是受人之命。办报虽是受命之举,但是王氏在办报过程中却并没有表现出消极、倦怠。相反,其态度之积极、工作之操劳,令同时期的甘肃新闻界人士钦佩不已。

  新闻信息资源对办报者来说至关重要,这关系着办报者能否填充完毕报纸版面传递给读者足够的信息。20世纪20年代末的甘肃信息极为闭塞,“那时既无中央社电讯,又无私家通讯社提供消息。”西北军进入甘肃之后封锁信息来源,使得“所有资料采取东南各大报端”的《甘肃民国日报》失去了外部信息来源。就此,王定元关着房门,撰述评论以填充版面,“不肯稍偷安。”“不肯稍偷安”是张亚雄对其工作状态的形容,由于张是王氏共事的同人,因此“不肯稍偷安”的叙述是靠得住的,由此王氏的职业投入度之高低可见一斑。

  当时的情形下,报纸人手极少,全社寥寥八、九个人,“编辑部设正副刊编辑各一人,校对兼访员二人,书记(写字的人)一人,”“社务由编辑主任全权处理。”王定元在日常的报纸编辑中身兼多职,“访稿通讯之中有取舍,电讯消息之中有重轻,怀终处须参考,错误处须改正,如何综合剪裁,如何编排篡改”等事务皆由王氏负责,且需要通宵工作。同人潘若清感慨王氏办报工作之状态是“字斟句酌、呕尽心血”,此足以辅证王氏的倾情投入。

  20世纪上半段甘肃报纸审查严格,“开天窗”情况时有发生,为减少审查所带来的过多麻烦,王定元改变策略、减少新闻报道,发展副刊。王氏在其所办的《新陇日报》开辟的副刊栏目“星”是“甘肃报纸有副刊的鼻祖”,在此之前,甘肃报纸尚无副刊,副刊对文化落后的甘肃来说属于新鲜事物,因此投稿者不过数人而已。为了改变这种局面,王氏经常向他人约请稿件。这一点在下面的例证中体现的最为明显。潘若清与王定元会面之后,多次被鼓励针对社会问题写作一些文章以发表在王氏所创办的副刊之上。经常约请别人为自己的副刊撰稿,这固然可以看出王氏的敬业,但王氏对所办副刊的投入并不只表现在约请他人撰稿上,他本人更是亲力亲为、全心投入。他的学生张尚瀛回忆道,一清早他的门就向外锁着,而未见他有踏步野外的悠闲,后来才知道他在房中为副刊“拟标题、修改稿件、填补空白”。张氏的话可以算作是从正面描摹了王定元为办好副刊的努力工作和投入程度,而其所创办的《自由之花》等副刊栏目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成为了一朵灿烂的“奇葩”,从幼苗到“奇葩”的变化,也可以从一个侧面说明当初作为培植者的王氏筚路蓝缕之投入。

  王氏去世之后,他所主持过得报纸发表社论《悼本报创办人王宇一先生》,“(是时)空气沉寂,物质条件又甚简陋,而先生独能以坚贞不移之毅力.......诚属难能可贵。”并在论述中谈到“诸多新闻事业之朋友,不以办报之苦为苦,不以办报之艰为艰”,此虽非直接夸赞王定元,但纵观此篇文本之语境,上述赞语是报纸对王定元办报投入程度的认可。作为追悼逝者文章,可能存在些许夸饰,但其大概情况仍是属实的。另外,王氏性情沉默,“不善侈言事功”,同人述及的其办报投入情况可能只是部分之呈现,并非王氏职业投入之全部,故而王氏的职业投入程度会更高,只是没有与外人道哉而已。

  对办报如此投入,如此努力,王氏对报人这一职业的认同如何呢?答案似乎不证自显了。

  王定元不仅对办报这一职业倾情投入,而且他对所办报纸、所在报馆有很深的感情,格外珍视。

  王定元改变办报策略,增辟了《星》《自由之花》《微风》《妇女》等副刊栏目,减少新闻报道的版面。此种变化固然是建立在其对副刊的基本功能等存在认知的基础之上,且王氏求学于20世纪20年代末期的北平中国大学,鉴于当时北平报业之发达,作为大学生的王定元是很有可能对《晨报》副镌等副刊有所耳闻和接触的,因此他应该大体知道副刊的社会作用。其增辟副刊可能有以上因素的考量,但笔者认为,更主要的是因为王氏对其所办的报纸充满感情,格外珍视。当时的甘肃新闻报刊事先要得到军事当局的审查批准之后才能出版,编排好的样报经审核时,与时局有异的文章统统被一笔抹掉,并且在出版审查过程中,人为限制过多。因此,减少新闻报道、增辟副刊是一种规避麻烦和保存自身之举,这背后隐现的是王氏对所办报纸的默默温情。

  增辟副刊并非仅意味着办报重心的变化,对于王定元来说还要考虑所办副刊之质量问题。据李孔昭在《遥祭王宇一先生》一文中回忆,王定元为办好副刊曾邀请李孔昭等人士参加兰州文化界会议,新闻联播报了这件大事咱老百姓好日!听取他们对办好报纸副刊的意见和建议。此外,王氏曾多次在所办的报纸副刊上进行诸如“孀妇改嫁”等问题的论战,由此可知,报纸副刊也是其摒弃旧俗、传播新知的工具。在封建主义阴云笼罩下的甘肃,报纸副刊本来就是新鲜事物,王氏邀请文化界人士与会提供建议,显然是为报纸副刊发展计,有着出于希望副刊能发挥更大作用的考量,但归根结底来说,这表明了王定于对其所增辟的副刊怀有真挚的感情。

  前文已述及当时甘肃新闻界信息来源短缺之情形,而王定元在如此无奈的情况下,“关着房门、撰述评论,不肯稍偷安”,其下属张亚雄更是剽窃“那些陈年的烂杂志、隔月的外地旧报纸、那些科学珍闻、奇闻怪事”排入新闻栏内。一张报纸、一家报馆倘若没有新闻来源,其结果就只能是“无闻可录”而自动陷于停刊,王氏“不肯稍偷安”地撰述以填补版面,显然是他不想让《甘肃民国日报》停刊。笔者认为,此行为背后的驱动因素有多种,但不能排除的一种就是王定元对报馆持归属感和赤诚之心,藉此我们也能够窥探出王氏对办报这一职业的认同情况。

  王定元对报纸的感情和忠诚度,不仅表现在其对自己创办的报纸和所在报馆流露出的珍视和归属感上,这固然也体现出了他对“报人”职业的认同。但倘若从民国时期甘肃报业发展环境来考察王氏的精神世界,我们将会对王氏的职业情感和职业认同情况有更深度的把握。

  从王定元投入新闻事业之前和涉入报业之后的过程中看,他对当时在中国从事新闻职业所存在的危险、当时甘肃记者的社会地位以及报人职业的困窘等情况应该是非常清楚的。笔者认为,王氏在从事新闻事业之前就已经初步知晓了办报之艰险。1926年,我国新闻界前驱邵飘萍和林白水先后被奉系军阀张作霖和张宗昌杀害于北京天桥,酿成我国新闻史上以言罹祸的惨烈事件,震惊了整个新闻界。此时,王定元正在北平中国大学就读,鉴于北京报业之发达以及邵飘萍和林白水在北京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可以推知王氏是极有可能知晓二人遇害之消息的。在返回甘肃从事新闻职业之后,王氏对这种艰险的体认就更为直接和深刻了。《妇女》专栏曾根据当时兰州驻军师长赵希平强逼张翠莲做妾的真实故事撰写了连载文章“小星日记”,对当事人受到的悲惨遭遇给予同情之心,并严厉鞭笞这一丑恶行为。恼羞成怒的赵希平竟然扬言枪毙《甘肃民国日报》编辑,随后又带领六名荷枪的卫士,包围搜捕民报编辑部,捉拿报人。王定元虽然毫不畏惧、依旧主持报务,但这件事足以让其“身临其境”般地体认到报人危险之境遇。王氏在从事新闻事业之前已经初步知晓了报人之艰险,从业之后更是亲历了危险境遇,然而其依旧选择并从事办报这一职业而没有逃离,由此可以大概推断出王定元对办报这一职业的情感和忠诚并非一时热情,似乎对“报人”有着很深的认同。

  在清楚报人职业之艰险的同时,王定元对甘肃报人的社会地位和困窘也深有了解和体验。从当时报人的社会地位而言,虽然没有被视作“文人末路”,但也是不被社会所看重。报纸的发行量和影响力之于社会各界对报纸和报人的看法有极为重要的影响,赵建国就认为早期报人社会地位低下的原因就在于报刊影响力低下,中国人“几不知新闻纸为何物,尚不知阅报为何事”,大都以为报刊仅仅是酒余饭后之谈助,民众都对报纸不知为何物,以及“酒后谈资”的报纸影响之认知,由此可以想象报人社会尊重的缺失和社会地位的低微。据戈公振统计,民国十三年(1924年)甘肃地区的平常立券报纸销数为6万8千件,为二十三个可查民国省级行政单位同等数据的最后一位,况且此时的“甘肃”是甘肃、青海、宁夏三省合治,若析解出甘肃之一省数据则更为寒碜。《甘肃民国日报》虽自诩为“甘肃七百万民众所不可一日或离之读物,抑且为青海、宁夏一般人士之精神食粮”,然则每日发行量只有六百余份,且这一数据是来自于民国末年的统计。若回到20世纪20年代末,报纸发行量只有二、三百份,且大部分为赠阅和交换,个人订阅户很少,通过这样的发行情况可以推知报纸的影响力必然是极其微弱的。且当时甘肃政局混乱,“城头变幻大王旗”之情况时有发生,报人实乃“”,并且还有驻军师长仅因报纸内容不利于自身就扬言“枪毙民报编辑”兵围编辑部捉拿报人之事,此也可以证明当时甘肃报人的社会地位确实是低下的。

  当时的甘肃报纸发展环境之恶劣,不仅体现在报纸发行量、影响力微小和报人社会地位低下等方面,还表现在物质条件极为简陋、报人工资不堪。任何人的职业情感都是主客观因素相互杂糅和博弈的结果,还原王氏从事办报职业时期的物质条件、工资等对探析其职业情感有重要意义。

  从现有资料中我们无法获悉当年王氏的具体工资状况,但从报纸经费来源以及该报的发行情况中可推知一二。当时报纸发行量只有二、三百份,且多为赠阅和交换,个人订户很少,由此可以推知报社的发行收入微乎其微,王氏工资寒酸情况可以想象。除工资如此之外,报社环境更为简陋,同时期的报人张亚雄就感慨道,“早年办报,报馆里设备都很简陋,桌子只要不是三条腿,就算是上等木器;屋子也是破破烂烂,冬天睡热炕,自然是很优越的享受了。”三条腿的桌子都可以称作上等木器,屋子破破烂烂,工作环境之简陋就不言自喻了。其实以王定元北平中国大学毕业生之背景,以任职之身份,“未始不可以逢迎权贵以邀显位,未始不可以兼营商业以博厚资。”但在清楚地知道办报之危险、报人社会地位之低下、工作环境之简陋等不利方面之后,王氏依旧选择投身办报职业,并且“勤恳耕耘”,这都给人一种强烈的印象:王氏对报纸和报社有着很深的情感,其职业认同程度似乎不低。

  王氏不仅对报纸怀有深情,并且这种情感“历久弥新”。潘若清主持《西北日报》,王定元“每执一纸”与张亚雄讨论《西北日报》“某条消息应如何编辑,标题应如何修正,排版如何错综”,热心诚挚。此时距王氏离开兰州返回桑梓已有9年之久,他对潘氏报纸点评之专业、热心固然有其对报纸认知较深的因素,但不能否认其对报纸依旧存有殷殷之情,并且这种情感应该是当年办报情感之流亚。时隔9年之后,王氏对报纸的情感依旧这般,并没有风流星散,据此自然可以推知他当年办报时的职业情感达到了何种程度。

  除此之外,王氏还重视对新型新闻人才的培养,鼓励青年走向新闻事业的阵营,张慎微、张亚雄、潘若清等进入新闻界可以说是王氏鼓励和熏陶的代表。可以设想,若王氏对办报职业没有较深的情感和认同,他是不可能去鼓励涉世未深的青年人进入报界、从事新闻事业的。

  无论是从王氏对办报的投入程度,还是从其对报纸、报社的珍视以及情感而言,综上所述,我们似乎可以说王氏对办报工作是情有所系、心有所牵。然而,王氏对办报的深深感情是否足以能够说明其对办报或者报人职业有着相当程度的认同呢?或者说王氏是情为报系、心为报牵吗?答案似乎是否定的!

  综合以上方面视之,王氏对报刊工作应该是有相当程度的认同的。然而,若将报刊工作放在王氏一生的事业中来考量的话,其对报刊工作的认同似乎并不高。

  社论《悼本报创始人王宇一先生》中讲述到,“先生盱衡甘肃环境,审视需要,深知救国以倡导文化为先,发扬文化首以报纸为重,初则创办本报......做主义之宣传,诚属难能可贵。”由此看来,虽然如前所述,王氏对办报活动投入了极大心血和感情,然而,王氏办报的终极目的却不在报刊,其办报的动机和目的在于倡导文化,宣主义,进而造福甘肃。也就是说,办报只是其实现终极目的的手段,是服务其理想的“器”。因此,也不难理解王氏为何对其所办报纸如此投入,无论是其“关着房门、撰述评论、不肯稍偷安”以此填充版面不致于使报纸停刊,还是向他人约请副刊稿件,抑或改变办报策略、增辟副刊,归根结底是王氏想让其实现终极目的的“工具”——报纸能够生存下去,增强影响力,进而更好的为自己的终极目的服务。

  20世纪20年代的甘肃文化极其落后,洋教堂势力日益扩大,民间封建恶习和迷信活动盛行,连自由结婚都会引起守旧派的责难,回顾陇原,真是“暮气沉沉,大梦未醒”。王氏设立《自由之花》《新陇副刊》专栏,传播新文化思潮,开展“孀妇改嫁”问题论战,还与甘肃一著名医院医院内科主任徐叔雲就“寡妇是否该守节”进行争论,这一点论证了他所创办的副刊在破除旧文化中发挥的“工具”作用。

  从王氏一生所从事的工作来看,办报只是其中一部分。王氏脱离报界返归故里从事教育事业,其后又回到兰州任省建设厅秘书,对这些职业的投入程度也很大,与办报相比并无明显差别。《悼本报王宇一先生》评价王氏返乡办教育的情况,“以办本报之精神,从事教育,不以位卑而推谢,不以事简而忽视,大有经久不变之操持。”同时,王氏在1941年给好友王慨儒的信中写道,“弟意吾兄应当切实奋斗,为地方造幸福。即使尚有困难,不易做出成绩,然而于可能范围内,尽量为之,以求减少民众之痛苦,即是造福地方。”虽然这些话是以自谦的称谓给予好友的建议和勉励,但也可以看做是王氏心迹之坦露,从中可以看出其追求的“切实奋斗”之最终目的是“造福地方”。无论是通过办报以倡导新文化,还是从事地方教育事业,既然王氏一生的最终目的是造福地方,那么具体的职业之分就不是十分重要的事了。因此,这种情况就会不可避免地影响到王氏对曾经所从事的办报这一职业的认同。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尽管王定元对办报表现出了很高的投入程度,对所办报纸和所在报馆也充满感情,但是其最终的目的是倡导新文化、造福甘肃,办报仅是其“救陇非一”框架之下的一种手段,因而王氏对办报这一职业的认同并不是很高。

  考察20世纪上半段甘肃新闻事业先驱者的职业认同,无论如何都可能给人一种强人所难、苛求古人的感觉,给人一种以今日之标准责难先人的嫌疑,但在搜集资料之基础上,通过还原历史情境,探析王定元的职业心灵世界,仍是很有必要的,这既有助于呈现出民国时期甘肃新闻事业发展之情况,又能较为清晰地展现出当时甘肃报人的“个人肖像”,有助于深化甘肃新闻史之研究。